4月28日，由上海市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出品、界面新闻制作的系列专题片《2035，上海请回答》生物医药篇正式发布，纪录片以创新药出海为出发点，全面审视作为上海三大先导产业之一的上海生物医药产业，发出“上海如何成为全球生物医药创新策源地”这一历史性叩问。

2025年，国产创新药正式开启大航海时代，全年出海交易总金额突破1356亿美元，接近全球总金额一半，创下历史新高。这其中，上海企业海外授权许可交易达48起，占全国33%，位居第一；仅浦东新区创新药出海交易额就接近250亿美元，占全国总额的31%，成果显著。

也正是在这一时间点上，2026年，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中首次将生物医药明确为新兴支柱产业，与集成电路、航空航天并列，行业发展迎来历史性机遇。

但问题同样不容忽视。以上海为例，目前依然缺乏土生土长的“重磅炸弹”级创新药与全球级的创新药企业，而研发内卷、靶点扎堆、创新药国内进院“最后一公里”等老生常谈的问题依然存在。这其中，又以“卖青苗”——将早期创新药资产低价卖给海外大药企这一话题争论最为激烈，亟需破解。

针对上述诸多行业难点，界面新闻邀请多位产学研知名人士，举办《2035，上海请回答》系列主题研讨会——全球生物医药创新策源地专场研讨会，共话产业前景、共破产业难题。共同探讨上海如何依托产业规模、人才储备与投融资环境的独特优势，实现由“生物医药研发重镇”迈向“全球生物医药创新策源地”的历史性跨越。

国内市场仍需做大做强

当提及“全球生物医药创新策源地”的美好蓝图时，持续不断为全球患者产出创新药成果，发展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大型生物制药公司是不可或缺的里程碑。不过，会上嘉宾提到的两组数字可以勾勒出中国医药行业的现状。

一方面，跨国药企赛诺菲大中华区总裁施旺提到，中国虽然已成为全球第二大医药市场，但占全球份额仅约7%。相比之下，第一大市场的美国占比达到近50%。而中国创新药市场的占比相对更低。

另一方面，中国医药创新促进会首席专家宋瑞霖分析，按照支柱产业的定位，国内生物医药产业规模应达到全国GDP（国内生产总值）的5%，约7万亿元。而按当下国内最大支付方医保基金全部支持创新药看，其筹资规模也仅约3万亿元。

由此，发展多元支付体系，在基本医保之外发展商业健康保险，拉升国内生物医药市场规模，成为业内普遍共识。2025年12月，国家医保局亦发布首版商保创新药目录，帮助高价值创新药寻求商保支付。

不过本次研讨中，多位嘉宾提到多元支付涉及的部委众多，需要协调好各自的关系，厘清谁来管、如何管。

作为创新药发展迅猛以及地方医保筹资规模相对充裕的地区，上海对此已有探索。2023年7月，上海出台《上海市进一步完善多元支付机制支持创新药械发展的若干措施》，率先提出创新药械“医保+商保”的多元支付机制。

上海市卫生和健康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金春林指出，上海是“对创新药最友好”的城市之一。在探索多元支付上，上海向商保和药企开放医保大数据，支持直赔和研发，也允许个人医保账户资金购买商保，由此扩大筹资规模，并发展“带病体”保险。

在与之紧密相关的进院准入上，上海亦明确规定医院须在时限内召开药事会，并为创新药单列预算，在按病组/病种分值支付方面向创新药械倾斜。

本次研讨中，复宏汉霖董秘王燕进一步建议，从政策层面鼓励将临床急需、创新程度高且已在海外成功商业化、具有国际品质的优质创新药一体化进院，由此提高进院效率、患者可及和药企商业化进程。

建设出海系统能力

更高的国内支付天花板和市场规模不仅可以支撑创新药公司持续发展，亦为它们中的佼佼者走向全球市场积累起充足弹药。

目前，上海孕育出不少国内头部创新药公司，它们已有产品在国内获批上市，并率先开启海外征程。

复宏汉霖于2010年成立于上海张江，经过15年发展，目前已有10款产品在60多个国家获批上市，其中美国和欧洲各有4款。核心产品曲妥珠单抗生物类似药2025年全球销售额近30亿元。

2012年成立于上海的君实生物也已发展成研产销一体的生物制药公司。其执行董事，高级政府事务副总裁李鑫介绍，公司核心产品特瑞普利单抗成为首个成功在美国获批的国产PD-1抑制剂，目前已经在欧洲及全球40多个国家获批。

两位嘉宾均提到，当下公司都在基于不同产品的定位、整体效率，在全球各地探索合适的开发模式，或选择合作伙伴，或开始自建临床和销售团队。后一种方式也就意味着，逐步构建起符合全球运营要求的系统能力，自己掌握海外运营和更高的后端溢价。

资金实力、人才储备和文化建设是这些头部公司们首先要跨过的门槛。李鑫提到，国际监管标准不断提高，公司生产基地通过了美、欧、中东多地的药监检查及此后的多次飞检，这背后要消耗大量人力和资金。

王燕同样介绍，经过三四年发展，复宏汉霖已建立起近700人的全球自主临床运营团队，合作超1000家临床研究中心，其中美国团队四五十人，大部分都是本地化人才，由此为未来创新药的海外临床和商业化打下基础。

这一过程中，王燕建议对已有产品成功在海外获批、向海外商业化供货的属地化公司给予政策支持，从政策端和产业端一起鼓励企业不止于在开发早期将管线授权出海，而是更往运营出海、体系出海等后端阶段走。

培育源头创新

当多元支付体系逐渐建立，国内市场天花板显著升高，创新药公司完成充足积累、打造出走向海外的系统能力后，要成为全球生物医药创新策源地，与会嘉宾们还期待上海出现更多原始创新成果，并实现高效临床转化。

再鼎医药全球研发首席运营官阎水忠分析，当下国产创新药的出海热浪实际上基于行业此前数年的持续积累，这些产品管线更多是基于国内的工程师红利和工程化优势，原始创新仍是国内短板。

而当基于旧靶点、旧机制、旧分子的低垂果实被摘取殆尽时，同类首创（First-in-Class）等原始创新药物不仅将填补尚未被满足的临床需求、构筑更高商业壁垒，更是彰显原始创新研发实力的关键标志。

在创新与转化上，上海同样优势显著。金春林分析，最明显的一点是上海集中了众多高等级医院，拥有大量医生、患者和旺盛的临床需求。施旺和李鑫亦从产业方的视角提到，上海是国内最早设立生物医药产业园区的城市之一，拥有人才集聚效应、完善的产业生态和有力的政策支撑。

在此之下，金春林建议上海发挥临床资源优势，建立一批真正的研究型医院，提升能力、搭建平台，比如大样本研究队列、生物样本库，牵头做原创性研究。

另外他与施旺都建议，加大长期资本、抗风险资本对上海生物医药产业的投入，对政府性基金容忍失败和风险，设置长期而非短期考核，从而鼓励创新研发，减少同质化竞争。

施旺还建议，鼓励上海生物医药产业的国际交流和生态系统内产研销的多方位合作，促进上海生物医药产业的长期发展。

展望未来，当机制突破打通支付与市场堵点，批量的将“卖青苗”转为培育大树，临床资源催生出从0到1的突破，上海生物医药创新成果在全球将不再止于跟随与授权，而是定义标准与疗法，完成向全球生物医药创新策源地的跨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