器官移植是终末期肝病患者的唯一生路，全球每年约有150万人死于肝功能衰竭，而肝移植术后长期服用免疫抑制剂的代价同样沉重—这些药物会损伤肾脏、诱发代谢紊乱，还让患者更容易遭遇感染、糖尿病甚至某些类型的癌症。对于活体肝移植受体而言，肝脏虽然能再生，供体可以捐出部分肝脏，但受体仍需终身服药以防止免疫系统攻击新器官。这种“两害相权取其轻”的局面，困扰了移植医学界半个多世纪。

近日，发表在国际杂志Nature Communications上题为“Donor-derived regulatory dendritic cell infusion and early immunosuppressive drug withdrawal in living-donor liver transplantation: a phase I/IIa trial”的研究报告中，来自匹兹堡大学医学中心等机构的科学家们发表了一项令人振奋的临床试验结果：通过术前一周输注供体来源的调节性树突状细胞（DCregs），13名活体肝移植受体中有4人成功停用所有免疫抑制剂，其中3人已保持无药状态超过三年。这一37.5%的“操作耐受”率，远高于传统方案中约13%的历史数据。

研究人员在2017年启动了这项首次人体I/IIa期临床试验，术前数周，研究人员从供体血液中过滤出单核细胞，在实验室中诱导它们转化为调节性树突状细胞—这类细胞堪称免疫系统的“礼仪老师”，专门教导T细胞分清“自己人”和“外来侵略者”。术前7天，这些供体来源的DCregs被回输到受体体内，相当于提前给受体的免疫系统上了一堂“学前班”：即将到来的新肝脏是朋友，不是敌人。

供体来源调节性树突状细胞（ddDCregs）输注应用于活体肝移植试验的进程及结果

移植术后一年，研究人员对受体进行严格的方案活检，筛选出免疫状态“安静且许可”的候选者。13名患者中有8人符合停药条件，其中4人成功实现了完全停用免疫抑制剂，3人保持无药状态平均达3.0±0.17年。值得注意的是，另外两名患者因与研究无关的原因被排除分析，其余未完全停药的患者也表现出了良好的安全性和耐受性，没有出现与DCregs输注相关的严重不良事件。

这一策略的精妙之处在于“先教育，后移植”，传统上，移植后的免疫抑制治疗是“亡羊补牢”式的——用药物强行压制已经启动的排斥反应。而DCregs输注则是“未雨绸缪”，在手术前就诱导受体免疫系统对供体器官产生特异性耐受。研究人员还强调，这种细胞疗法使用的是供体来源的细胞，而非受体自身的细胞，目的是利用供体细胞表面的抗原特征，让受体的免疫系统提前“认识”并接受即将到来的器官。

Abhinav Humar博士用一个棒球比喻来形容这项突破：“在移植医学领域，耐受一直是我们梦寐以求的“本垒打”。虽然还没打出全垒打，但我们确实已经安全上垒—在相当比例的患者身上实现了术后早期的可靠停药，这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突破，长期使用免疫抑制剂的副作用让许多患者苦不堪言，而这项研究证明，通过细胞疗法实现“操作耐受”是可行的。

当然，这项研究仍处于早期阶段，13人的样本量不足以得出确定性结论，且并非所有患者都适合停药。研究人员明确表示，下一步需要开展更大规模的随机对照试验，将DCregs治疗组与标准治疗组进行头对头比较。此外，他们还在探索优化方案：调整免疫抑制药物的种类以更好地配合DCregs发挥作用或者尝试在术后而非术前输注DCregs，甚至探索从已故供体机体中获取DCregs的可能性。

对于那3位已经连续三年不吃抗排异药、肝脏依然健康如初的患者而言，这项研究意味着生活质量的彻底改变—不再需要掐着点吃药，不再担心药物伤肾伤肝，也不必时刻提防感染。而对于全球数百万等待或已经接受器官移植的患者来说，这项研究打开了一扇通往“终身免药”的大门。（生物谷Bioon.com）

参考文献：

Humar, A., Hadjiyannis, Y., Macedo, C. et al. Donor-derived regulatory dendritic cell infusion and early immunosuppressive drug withdrawal in living-donor liver transplantation: a phase I/IIa trial. Nat Commun 17, 3226 (2026). doi：10.1038/s41467-026-7128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