器官移植是终末期器官衰竭患者的救命稻草，全球每年实施超过15万例实体器官移植手术，其中肾移植数量最多，肝、心移植紧随其后。然而，一个长期困扰医患双方的问题是：移植后的器官会被受体免疫系统攻击，传统解决方案是使用广谱免疫抑制剂，虽能控制急性排斥反应，却无法杜绝慢性排斥，还伴随感染、恶性肿瘤、代谢紊乱等长期副作用。据统计，移植后患者发生严重感染的风险是普通人群的数倍，部分肿瘤的发病率也显著升高。能否实现“供体特异性免疫耐受”，即让免疫系统只对移植器官“网开一面”，同时保持对其他病原体的正常防御，成为移植免疫学的核心目标。

调节性T细胞（Treg）正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天然“开关”，这类细胞在维持免疫稳态中发挥关键作用，它们不像常规免疫抑制剂那样“无差别打击”，而是采取一套协同作战的精准机制。日前，一篇发表在国际杂志Immunity & Inflammation上题为“From immunosuppression to active tolerance induction: an evolving paradigm of regulatory T cell-based therapy in organ transplantation”综述文章中，来自温州医科大学等机构的科学家们梳理了Treg疗法在肝、肾、心移植中的最新进展，并描绘了一幅从“被动抑免疫”走向“主动调免疫”的路线图。

该综述首先归纳了Treg在实体器官移植中发挥作用的通用机制，Treg通过分泌抑制性细胞因子（如IL-10和TGF-β）、诱导效应T细胞凋亡、调节树突状细胞功能等方式，在局部和全身建立持久的免疫耐受；这套“工具箱”为应对不同器官移植面临的共同挑战提供了生物学基础。理解了这些通用原理，才能谈得上精准调控。

Treg介导的免疫耐受的协同机制及其相关治疗策略

那么，如何让Treg变得更可控、更精准、更易得？文章中，研究人员追溯了Treg疗法从实验室到临床的技术迭代。第一代是自体多克隆Treg：研究人员从患者体内提取Treg，体外扩增后再回输。早期临床试验证实了安全和可行性，但这种策略存在特异性不足、扩增效率不高等局限。第二代是CAR-Treg（嵌合抗原受体改造的Treg）。CAR技术的引入，相当于给Treg装上了一套“导航系统”，使其能够精准识别移植抗原，在局部发挥强效免疫抑制作用。第三代则是基因编辑打造的“现货型”通用产品。借助CRISPR-Cas9等技术，敲除Treg上的人类白细胞抗原分子，使其能够逃逸受体免疫系统的识别，从而实现标准化、可规模化生产的“即用型”细胞药物。这一步步迭代，正推动移植医学从高度个性化的复杂操作，向着标准化细胞药物的方向演进。

研究者指出，未来的突破在于将通用型CAR-Treg平台与器官特异性免疫微环境的深入理解相结合。通过整合CAR的靶向能力、现货型产品的便利性以及协同免疫调控的威力，Treg疗法有望成为精准的转化医学策略，为各类实体器官移植患者提供持久、稳定的免疫耐受。

这项研究系统梳理了Treg在实体器官移植中通用的免疫调控机制，揭示了其多维度的调控网络，清晰勾勒了从多克隆Treg到CAR-Treg再到基因编辑“现货型”产品的技术演进路径。同时，研究人员还明确提出“免疫抑制-free”移植的临床转化路线图，为改善移植患者长期预后提供了理论支撑和实践方向。随着基因编辑、细胞工程与精准免疫调控技术的深度融合，Treg细胞疗法正朝着最终实现低剂量甚至零依赖免疫抑制剂这一理想状态迈进。（生物谷Bioon.com）

参考文献：

Li, SW., Fu, XY., Li, HT. et al. From immunosuppression to active tolerance induction: an evolving paradigm of regulatory T cell-based therapy in organ transplantation. Immun. Inflamm. 2, 23 (2026). doi：10.1007/s44466-026-00037-1